先立乎其大者 则其小者弗能夺也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出自《晋书·宣帝纪》,意思是做事顺乎义理,就容易见效;行动违背时势,就难以成功。这句话强调做事要顺应时势、把握规律。

  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中展开和演变的。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从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刻度,“时”往往与“势”紧密相连,体现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大势、趋势。《易传·艮卦》所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动静行止只有适应了时势发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谈论历史发展时,古代贤哲常常将“理”与“势”作为一对范畴,认为理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中所蕴含的规律性。战国时期商鞅较早论述了“理”与“势”关系,提出“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他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然之理,应据此来为“政”行“令”。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势之必然处见理”,提出根据人的努力来建构社会“中正之道”,肯定历史前进过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价值,揭示了“理势合一”“理势相成”的历史观。

  把握理、时、势,尊重规律、顺应人心,因时顺势、主动谋势,是中国古代先贤定国安邦的精髓要义。

  从历史中走来,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昌盛从来不是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而是施仁爱、道义于邻人和邦邻,讲信修睦、修文服远。早在春秋时期,先人就写下“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

  《论语》中,冉有、季路作为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把季氏准备讨伐颛臾一事告诉老师孔子。孔子生气地说:颛臾是我们的邻国,先王让它负责祭祀蒙山,怎么能随便讨伐?面对孔子的诘问,冉有说出了真实想法: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城,现在不讨伐,以后可能成为子孙的麻烦。孔子正色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他指出,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文德教化使他们信服。吸引他们来了,还要让他们安定下来。现在远人不服,你们不去修行仁德,却想通过征伐来解决问题,祸患可能离你们不远了。

  这些故事,体现的正是对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之道的认知与总结。顺应这样的发展之理、历史之势,中华民族始终主张和合与共、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坚持与人为善、立己达人,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公元前140多年,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

  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历史之所以是教科书、营养剂,就在于它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走向未来之“理”。要成就事业,就必须尊重规律、顺应人心、把握大势,在此基础上积极作为、主动作为。

  马克思主义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寻、对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切中了中华文化的深沉脉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深刻洞察世界大势、主动把握时代潮流、深度融入世界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仗义施援,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平等共赢的发展道路,担负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走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时间的年轮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是人间正道,赢的是世道人心。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企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决心,建立在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之上。面向未来,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信心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