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二十世纪初福建闽江流域的农民家庭，早年接受新式教育，考入燕京大学攻读社会学本科，后师从吴文藻教授，攻读硕士继续深造。

　　他是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中记述的“吴门四犬”。同为闽籍乡亲的师母冰心，对他特别关爱，推荐留学、促成婚姻。

　　他一生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和民族研究，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教育工作。

　　他就是我国已故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林耀华。

　　把种子埋进土里

　　1934年春日的一个午后，一位穿着短衫学生模样的青年，站在福州郊区南台岛南端义序村的一座牌坊前，手拿记事本，认真地记录着。他的身旁，榕树的新芽、村舍旁盛开的小花，连同一位农夫牵着耕牛的背影，勾勒出一幅色彩明艳的早春画卷。

　　这位年轻人，就是《金翼》一书里“小哥”的原型林耀华，他从北平燕京大学返回福建老家，来到福州义序开展田野调查。

　　林耀华选择位于闽江下游的义序村作为研究地点，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同姓村。在那里，传统的家族制度发育得非常充分。村里的黄氏家族历史长、规模大，家族制度较为完备，具有社会学的“典型”意义。出生于闽江中游古田黄村的林耀华对那儿的一切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他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与之气息相通。

　　林耀华的这次田野调查，得到了村里长者的帮助，带着他走遍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访农家、进祠堂、阅族谱、察村情，探寻地名由来。其间，林耀华将收集到的人口调查内容印成表格，挨家挨户询问，收回表格后当天晚上校对，效率很高。

　　三个月后，林耀华离乡返校，开始论文写作。1935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

　　林耀华早期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考证的方法，通过文献探究思想的历史起源与实践。从义序宗族研究开始，林耀华从以文献为主的研究，转向以田野调查为主的实证研究。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积累了大量的文献遗产，中国的文化研究必须重视史料的收集与整理，重视古迹古物的研究，但还要不畏辛苦调查现存的社会实践，坚持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的相互补充、国学与民俗知识的并重。在研究方法上，用实际生活验证概念，而非简单以抽象概念套实际生活。关注个人在整体中的位置和实际生活，个人在社区、组织、结构和关系中的生活，以具体翔实的“人生程序——仪式关系——角色卷入”的生活民俗志描写，详尽展现中国式宗亲关系的特点和中国农村家族制度的实貌。

　　1940年，林耀华根据他在家乡的生活经历，以及他本人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写成了小说体著作《金翼》。

　　这本书描述了两个农村家族兴衰的历史，展现了人类学理论对社会变迁历程的深度解析。林耀华将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置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展现出一幅“小家”与“大国”命运交织的历史画卷。正如“把种子埋进土里”，是对在千难万难中也能生长出希望和前景的人生总结。林耀华借此传达一个理念：中国的学术研究只有扎根中国的田野与实际，关注人民的生活，在生活中寻求真相，才能有发展的不竭动力和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的可能。

　　三上凉山的佳话

　　1941年，林耀华放弃哈佛大学的教职，回国投身到吴文藻等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支持抗战救国、维护祖国统一的边地研究中去。他怀着对民族学的极度热忱，开始筹备对边远地区的社会文化进行实地考察。

　　1943年7月2日至9月26日，林耀华开始了在大小凉山彝族腹地的田野工作。

　　凉山腹地自然条件恶劣，在进入凉山腹地之前，许多人都苦苦相劝，劝他不要冒险深入。林耀华志向坚定，不为所动。

　　林耀华机智勇敢，考虑周全，在进彝区之前，他按彝人的习俗，和担保他们通过彝区的当地保头一起饮血酒盟誓。考察过程中，考察团队充分尊重彝族习俗，受到彝族朋友的尊重。

　　深入彝区后，既要面对山高路陡的地形、阴霾万状的森林，还要面对吮人血肉的蚂蟥。但林耀华没有退缩，在凉山腹地，历时87天，数度遇险，终于完成了田野考察报告——《凉山夷家》。书中对当地生态、语言、亲属、经济、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将一个被人们视为神秘的罗罗（彝族旧称）族群客观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5年，林耀华二上凉山，写成了《凉山彝族今昔》一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和喜人变化。

　　1984年，74岁的林耀华为指导研究生实习三上凉山，拜访了当年保他入凉山的里区打吉和里区老穆的后人。彼时里区打吉已过世，当林耀华拿出40年前拍的老照片让村民们目睹前辈族人的风采时，打吉的儿子激动地用彝语喊出“父亲”，此情此景感染了在场的所有人。回京后林耀华写成《三上凉山——探索凉山彝族现代化中的新课题及其展望》一文，分析了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互动的现状并提出建议。

　　自第一次上凉山开始，林耀华对于凉山彝族的研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持续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其社会发展和转型，见证了彝汉从隔阂到团结的历史。

　　凉山由此成为林耀华牵挂的心灵家园。2002年12月，林耀华先生的家人尊重先生的遗愿，将先生积攒下来的10万元捐献给凉山大学，设立“林耀华教授彝族大学生奖学基金”，继续为凉山的教育和发展作出贡献。

　　“田野是人类学的不二法门”

　　林耀华更愿意用“田野求真”来概括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

　　1950年7月6日至9月23日，兼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林耀华率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师生25人组成暑期内蒙古工作团抵达呼纳盟（今呼伦贝尔盟）进行“田野求真”。这是北京市高校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调查活动。这次社会调查梳理了呼纳盟各旗民族分布、迁徙历史等，形成了《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民族识别任务艰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上报的“族称”有400多个：有的用自称，有的用他称，有的用民族内部分支的名称，还有的是地方籍贯名称或特殊职业的名称等。民族识别要做的，就是要分清这些自报名称的民族成分，以确定其族称，保证他们享受民族平等权利和各项民族政策。

　　1954年5至10月，林耀华率队到民族数量较多的云南，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不同支系进行识别。调查组以严谨的作风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彝、白、傣、苗、哈尼等族属。

　　林耀华的田野考察成果丰硕，然而在这背后，不知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林耀华的学生陈永龄回忆说，“在进入山区后，我们要通过一片没有道路的山林……在一个悬崖附近，我一脚踩在松软的地方，径直就向崖下滑去，幸而抓住草根才暂时停住。林先生想办法把我拽了上来……天渐渐黑了，树林中没有路，当天又刚下过雨，衣服都湿了。林先生凭田野工作的经验，要生火防御野兽……有一次，骑在马上的林先生不小心被树枝卡住，他骑的马因为受惊而向前疯跑。林先生从马上掉下来，可脚还卡在马镫里。就这样被拖出几十米，几乎昏迷，穿的风雨衣全挂破了。”

　　林耀华一生奔走于田野之中，他说，自己只有宁夏和台湾二地未曾涉足，一直引以为憾。他一生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做到了“亲力亲为”。林耀华口中常挂着这样一句话：“田野是人类学的不二法门”。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做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时，必须深入一线，还强调“处世尚诚实厚道，治学惟从容严谨”，要无欲无求，不为杂念所动，保持平和的治学心态。做到这点，即使遇见艰涩的问题，也能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地对待和解决，进而为学术和社会作出贡献。

　　（刘剑峰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