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出自《晋书·宣帝纪》，意思是做事顺乎义理，就容易见效；行动违背时势，就难以成功。这句话强调做事要顺应时势、把握规律。

　　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中展开和演变的。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从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刻度，“时”往往与“势”紧密相连，体现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大势、趋势。《易传·艮卦》所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动静行止只有适应了时势发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

　　在谈论历史发展时，古代贤哲常常将“理”与“势”作为一对范畴，认为理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中所蕴含的规律性。战国时期商鞅较早论述了“理”与“势”关系，提出“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他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必然之理，应据此来为“政”行“令”。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势之必然处见理”，提出根据人的努力来建构社会“中正之道”，肯定历史前进过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价值，揭示了“理势合一”“理势相成”的历史观。

　　把握理、时、势，尊重规律、顺应人心，因时顺势、主动谋势，是中国古代先贤定国安邦的精髓要义。

　　从历史中走来，中国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昌盛从来不是通过对外战争抢夺攻伐，而是施仁爱、道义于邻人和邦邻，讲信修睦、修文服远。早在春秋时期，先人就写下“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

　　《论语》中，冉有、季路作为鲁国权臣季氏的家臣，把季氏准备讨伐颛臾一事告诉老师孔子。孔子生气地说：颛臾是我们的邻国，先王让它负责祭祀蒙山，怎么能随便讨伐？面对孔子的诘问，冉有说出了真实想法：颛臾城墙坚固而且靠近费城，现在不讨伐，以后可能成为子孙的麻烦。孔子正色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他指出，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文德教化使他们信服。吸引他们来了，还要让他们安定下来。现在远人不服，你们不去修行仁德，却想通过征伐来解决问题，祸患可能离你们不远了。

　　这些故事，体现的正是对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之道的认知与总结。顺应这样的发展之理、历史之势，中华民族始终主张和合与共、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坚持与人为善、立己达人，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公元前140多年，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

　　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

　　历史之所以是教科书、营养剂，就在于它能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走向未来之“理”。要成就事业，就必须尊重规律、顺应人心、把握大势，在此基础上积极作为、主动作为。

　　马克思主义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寻、对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切中了中华文化的深沉脉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深刻洞察世界大势、主动把握时代潮流、深度融入世界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大亚非拉国家仗义施援，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走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平等共赢的发展道路，担负大国责任，发挥大国作用，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重要贡献……

　　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就是中国走出的和平发展道路。时间的年轮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是人间正道，赢的是世道人心。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了关键当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企盼的，不是‘新冷战’，不是‘小圈子’，而是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历史前进的逻辑、时代发展的潮流。”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中国共产党坚持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决心，建立在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认识和把握之上。面向未来，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信心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