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无锡市纪委监委将本地清官廉吏嘉言懿行、家风故事等融入廉洁文化阵地建设，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广场。图为4月16日，该市锡山区纪检监察干部在东亭街道春星社区廉洁文化广场向群众了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 黄星 摄

　　江西省萍乡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当地特色廉洁文化资源优势，把廉洁要求贯穿于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之中。图为4月18日，该市安源区安源镇党员干部在安源工运时期廉政建设陈列馆参观学习。 邓建萍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廉洁政治、遏制腐败是人类政治文明历程的重要议题，古今中外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努力、上下求索，沉淀了丰厚的思想理论结晶、制度实践经验、历史文化成果。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从中撷取精华、汲取智慧，做到学习运用与批判继承同步，借鉴转化与创新发展并举。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批判继承传统廉洁文化，夯实廉洁文化建设的思想根基

　　千年智慧滋养当下，百年经验给人启迪。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充分汲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果，又要从我们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汲取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浓厚的廉洁基因。自政治文明产生以来，中国历朝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千年不辍地思索“何者是廉”、叩问“何以要廉”、探求“如何能廉”。在思想理论上，他们将廉政作为国政之本，将廉洁作为吏治之要，将廉德作为德治之基，将“廉”提到国之纲维、存亡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在制度实践上，历代有为之士以严刑峻法促廉，以监察机构督廉，以反腐惩贪护廉，整吏治、察百官、振纲纪，孜孜不倦地探索廉洁政治的对策良方。在道德教化上，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百世流芳，古圣先贤的家教家风激励后人，颂廉贬腐的乡论民谣世代传唱。

　　纵观历史上的反腐倡廉，开国之君、中兴之主、改革之士往往高度重视，通过久久为功地努力，逐渐促成政治清明、社会繁荣；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事变迁，这些举措一旦松懈，腐化就迅速蔓延，纲纪废弛、律法失威，繁华盛世也走向消亡。古代廉政仅能存在一时而无法长久，根源在于：一是工具性强于目的性，反腐倡廉更多被用作维护皇权统治、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策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较强，以致“法自君出、权大于法”；二是重人治而轻法治，廉政治理受执政者决心意志、主观好恶等因素影响，高度依赖“圣主贤臣”“青天老爷”，以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三是执法不公正不平等，惩贪治腐受血缘宗族、朋党门阀、倾轧政争等非制度化因素影响，以致“法不及权贵、刑不上大夫”。无法彻底解决政权内部的腐化问题，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始终跳不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原因。

　　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关系党的千秋伟业，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需要思量千载、融通古今、洞悉规律。感悟党的性质宗旨与历代统治集团的根本区别。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有坚定不移的勇气和底气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能够坚决、彻底地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这远远超越了历代统治集团“忠君尊主”“以天下奉一人”的阶级局限性。感悟党的自我革命与古代反腐倡廉的根本区别。一百年来，我们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走出了制度化、法治化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这远远超越了古代反腐倡廉的工具性、阶级性、人治性等政治局限性。感悟党的百年奋斗与封建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本区别。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使党对长期执政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远远超越了古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局限性。

　　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借鉴各国廉政治理教训，增强廉洁文化建设的制度自信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运用历史纵深思维，开展国别对比研究，从他国廉政治理经验中学习借鉴有益元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学习借鉴各国廉政理论与实践经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探讨城邦“善治”时就强调廉洁的重要。古罗马创立的执政官选举制、任期制，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制约机制等，成为西方制度起源。洛克和孟德斯鸠都强调权力制衡，“三权鼎立”成为英国、美国等国家制度基石。近现代以来，“腐败文化”“权力寻租”“利益冲突”等理论先后涌现，透明国际等组织开展了量化评价。基于这些理论，西方国家构建了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权力相互监督制衡的框架，依靠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检察院等专门机构，采取财产申报、回避利益冲突、行为限制、违法惩戒、媒体曝光等手段开展廉政治理。

　　尽管建立了严密体系，西方国家却无法避免根源于自身固有缺陷的制度性腐败。以美国为例，主要表现在：一是违法问题合法化。以正式制度将腐败问题漂白成合法行为，使腐败披上“合法”外衣。如政治献金成为选举政治基础，总统、议员等当选政客成为利益集团代言人，权力期权、政商“旋转门”、游说寻租、利益交换等现象泛滥。二是腐败问题政治化。相比贪污贿赂等经济腐败，政治经济势力合谋、利益集团偏私、少数“精英”操纵、立法和政策“黑箱”等政治腐败更为严重，总统特赦令和政党轮替等“销账埋单”操作频仍。三是社会剥削系统化。“精英”的制度性腐败导致对民众的系统性剥削。政治经济势力深度勾连，以权谋私、利益合谋的链条更长、网络更密、操作更复杂、形式更隐蔽，“精英俘获”容易逃脱法律制裁，公众利益受损却难以查证，引发贫富分化、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等政治衰败现象。

　　大国博弈，表面上是国力竞争，实质上是制度竞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有效制约资本对政治的干预和驾驭。究其根源，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资本是凌驾一切的力量，能够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的框架之上发挥统御性作用、成为体制运行的“底层逻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与世界上其他政党、历史上所有统治集团有着根本区别，不仅能以其他政党和国家难以企及的规模与力度惩治腐败，而且能有效防止资本干预政治、影响决策，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结纽带。这就超越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困境。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传承好传统廉洁文化精华，发扬好当代中国制度优势。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找准廉洁文化建设的行动坐标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我们必须站在勇于自我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支撑。

　　一是以党的红色革命文化为根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党的一大《纲领》就宣示了反对腐败、倡导廉洁的根本立场。百年来，党通过严格纪律与内部腐败现象作斗争，有力克服了旧社会腐败习气对新政权的影响，不断铲除了经济转轨时期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自我革命，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要牢记廉洁镌刻在党的初心使命里，腐败与党的性质宗旨水火不容，从党的百年反腐败历程中汲取力量，从革命先辈事迹中受到鼓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廉洁基因。二是以积极健康党内政治文化为引领。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始终做到廉洁从政用权。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干净“亲清”的政商关系，坚决抵制庸俗腐朽思想对党内生活的侵蚀，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三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养分。汲取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结晶、经验成果、民间智慧，弘扬以廉为本的价值追问、行己有耻的荣辱追思。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四是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土壤。丰富发展廉洁文化的新时代内涵，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部门、行业、基层治理之中，将党纪国法与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相融相通，依托宣传报道、文化熏陶、文艺推广等鲜活形式，发挥道德教化、价值指引、行为规范、环境净化作用，推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