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出自《淮南子·氾论训》。《淮南子》由汉代刘安主持编纂，《氾论训》广泛讨论了古往今来治乱兴衰的得失，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意思是说，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利民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佳。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

　　自古以来，古和今、变和常、连续与创新的问题，始终是先贤关注思考的问题。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年复一年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使得人们自觉地珍视经验、赓续传统。前人积累的经验，经漫长的实践而证明有效；约定俗成的习惯，成为治理国家的参照。但同时，人们也发现，历史虽有其规律，可事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并没有万能的法令制度能解决所有问题。“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一味重复前代的教条与范例，很可能事与愿违。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清楚地指出了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与法令制度的关系，时势变了，法令制度也应相应改变，此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而变革的具体标准，则是“利于民”“周于事”。《氾论训》认为，“利于民”“周于事”与“礼乐”之间的关系，是“道”与“事”的关系：“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治国之“道”的指向是固定的，那就是“利于民”“周于事”，只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事业，变革就应该向前推进。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常常受到邻国中山以及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扰。战争频仍，赵国屡战屡败。

　　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中，赵武灵王发现，这些民族在服饰形制、作战方式等方面有一些长处：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时都比较方便；作战时用骑兵、弓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机动性。而赵国军服多为宽衣博带、宽袍大袖，行动起来极为不便，严重影响了战斗力。因此，赵武灵王主张从实际出发，引进胡服和骑射技术，从而建立起机动灵活的骑兵部队，达到先强兵再富国的目的。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那些触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革尤其困难。当时，保守大臣以“易古之道，逆人之心”为由，群起反对。但是赵武灵王下定决心，坚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既然胡服骑射是一件可以保护赵国人民安全、国家安全的事情，那么排除万难也要推动下去。赵国实施一系列改革后，国力日渐强大。其他诸侯国争相效仿赵国改革，胡服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就是要利民。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治国者应当坚持“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变则通，通则久”，法令制度只有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百余年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大势、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境界。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时，外国媒体曾质疑：“他们的目标几乎不可能按期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然而，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克服重重阻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探索、奋斗、进取中不断前行。

　　改革之风从农村而起。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坚定地按下红手印，实施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自此，从乡村到城镇，改革成为时代主题，开放成为时代潮流，条条框框被打破，新的规则、新的事物纷纷涌现。一路走来，无论面对什么风浪阻力，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的决心从未退缩，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

　　无论改革推进到哪个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始终如一。新时代的改革方案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治等各个领域，涉及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环节，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一项项牵涉深层次利益调整的改革接续启动，一个个硬骨头被逐一砸开。“对党和国家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以人民为中心的印记，深深铭刻在“说到做到”的承诺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迈进新征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必将创造新的更大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