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被称为“礼乐之邦”，彼时人们对音乐的重视程度远超今人的想象。孔子自己就是一位伟大的音乐人。他把音乐作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教给三千弟子，《论语》中记载他探讨音乐方面的言论和实践有近30处，其中包括他自身弹琴咏歌的行为、对音乐功能及音乐教育的探讨，以及对不同音乐的评价等。

　　《乐记》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音乐，原本就是人抒发快乐心情的一种表达。由于语言的有限性，有时快乐之情在语言表达不出来时便嗟叹之，嗟叹不足时便咏歌之，咏歌不足时又会舞之蹈之。所以人们才说，语言到达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

　　商周时期起，朝廷就有专门负责音乐的官员“乐正”，乐正立四教，用诗、书、礼、乐塑造士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时至孔子，他认为人的教化主要需通过礼乐来实现，因此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的功能，今天似乎更多在于娱乐。事实上，在古人心中，音乐是用来升华人性的。乐教既是成人之始，也是大成之终。

　　孔子是懂音乐的，这种懂得首先来自于他自身的生命体验。《论语·述而》中有一则广为人知的内容——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讲的是孔子35岁时旅居齐国的经历。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鲁国权臣架空鲁君，鲁君出奔齐国，一向不满权臣作为的孔子也离鲁去齐。而相传韶乐是舜帝所作，音乐旋律优美，音乐内涵深刻，以至于让客居他乡的孔子长久沉浸其中，忘记了美食之乐，并感慨地说，“真是没有想到音乐竟有如此的魅力和魔力”。音乐展现的美善境界，令孔子忘记了世间滋味。

　　孔子热爱音乐，不只是在欣赏层面，更孜孜以求，把音乐变成自己熔铸身心的本领。《论语·述而》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意思是，孔子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那人唱得好，一定请他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他唱。其中体现的不仅是夫子对音乐的热爱，更有他的谦谦君子之德：孔子对自己没有“偶像包袱”，对他人能够充分欣赏和学习而毫不嫉妒，这样的姿态，放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正所谓“礼者，天地之序；乐者，天地之和”，相比较而言，“礼”作为外在的强制性规范，能使上下有别，贵贱有等，而“乐”则能充分调动人的思想感情，使看似不同的人相互亲近。看繁体字更有趣，加上草字头，“樂”便成了“藥”，其实，乐本身也是一味药，能安神和气，抚慰人心。礼乐的配合，体现了中国古人伟大的智慧。

　　圣人无常师。夫子的谦逊好学，还体现在他拜师师襄的过程中。《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琴于师襄，十日不进。”通常在师襄子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当一首琴曲练得差不多了，就会再教第二首。但孔子一首琴曲已练得相当纯熟，仍不肯换新曲目，说还没有把握琴曲的韵律之美；于是再练几天，终于掌握韵律之美了，师襄子就让其学新的曲子，但孔子说“未得其志”，即尚未领会乐曲的志趣，于是继续练习，师襄子说可以继续往下学了，但孔子说“未得其人”，即尚未感通作曲者的内心世界。于是继续练习，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终于有一天，孔子对师襄子说，我已“得其为人”，此时，在孔子心中出现了作曲者的形象：皮肤深黑，身材颀长，眼睛深邃，仿若统治着四方的王者，他推测到“这个作曲者大概就是周文王吧！”师襄子听闻此言，赶紧避席拱手作礼，说“君子圣人也”。可以说师襄子确实有点惊到了：因为他并没有告诉孔子琴曲的名称，而此曲正为《文王操》。音，乃心之所发，孔子通过琴声便能感知出作曲者，不仅因为他对音乐亦有着非凡的造诣和感悟，更重要的是，他与文王是真正的“知音”，同样具有崇高伟大的人格，才能感而遂通。

　　另一个历史的片段来自于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孔子时年63岁，《孔子家语·在厄》记载了此事。孔子在拜见楚昭王的路上，经过陈蔡，和弟子一起被两国发兵困于荒野上，绝粮七日。当时的情形，“外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可以想象，师徒一行七日无粮，弟子们困的困、病的病，孔子却依旧讲授学问、弹琴唱歌，毫不畏惧。以至于直性子的子路见此情景，忍不住发牢骚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则平静地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身处困厄，孔子弹琴唱歌，并非今人所以为的娱乐之用，他呈现的是临大难而不惧的圣人之勇和内外合一的君子气象。唐代薛易简所著《琴诀》说：“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心魂，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此琴之善者也。”可以看到，即便是在颠沛流离中周游列国的十四年里，孔子也是无论何时都与琴相伴。正所谓君子无故不撤琴瑟。

　　孔子擅长音乐，能歌，能琴，但他最看重的从不是音乐的技巧，而是内在的诚意。他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认为音乐的艺术形式只是细枝末节，内在的恭敬和仁爱才是它的大端。弟子记录孔子“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如果某一天因为吊丧而哭过，那么当天他就绝不会再唱歌。若问为何如此？无他，但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能够深刻共情他人也。

　　很多人感觉孔子永远是温文尔雅的文人形象，其实孔子该怒时就怒，并不掩饰。他把毫无立场的骑墙派称为“乡愿”，并评价他们为“德之贼也”，而他自己，对于当时很多在高位者，都是直言不讳进行批评的。在先秦时代，礼的很多仪式，都是由音乐和舞蹈相配合的。到了春秋时期，开始礼崩乐坏，鲁国贵族季平子堂而皇之使用天子标准的“八佾”（六十四人的舞蹈），孔子对他的僭越行为相当愤怒，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意思是连这样不合礼制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做不出的呢？孔子还曾对三大氏族在祭礼完毕撤席时用《雍》的音乐来赞唱提出了批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当然，除了对贵族所用礼乐的关注，孔子也充分重视音乐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他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他的学生子游在武城做官施行乐教，孔子来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对子游的做法十分赞许。孔子心中的好音乐，不仅是美的，更是善的。他曾经对比“韶”和“武”两种音乐，说歌颂舜的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歌颂武王的音乐则“尽美矣，未尽善也”，原因就在于武王因伐纣被铭记，歌颂他的音乐里难免有杀伐之气，与孔子的仁爱理想是有差距的。

　　孔子对音乐是有选择的。《礼记》中强调，先王制礼作乐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等感官欲望，而是教导人们培养正确的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道中来。孔子主动承担的重大使命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里去修正那些不正的礼乐——他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认为郑国的靡靡之音扰乱了雅正的音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事实上，孔子从道德重建、提倡和推行礼乐教化入手，不但以此作为办学兴教的指导理念，而且将礼乐教化提升到国家文化治理战略的高度。

　　音乐，伴随了孔子的一生。在他百年身后，道统传承者孟子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以音乐演奏为比喻，赞美孔子是一位集大成的先贤，自此，中国人也拥有了一个如此美丽的成语：金声玉振。直至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孔子的思想依然影响着社会和时代，木铎金声依然在我们心中余音袅袅。（车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