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许多典籍中都有记录，文字略有出入，意思完全一致。如《大戴礼记》：“明镜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韩诗外传》：“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后汉书·冯异列传》也有：“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

　　其大意是，照镜子可以看清容貌，学习历史能够借鉴古代以洞察今天。

　　对这句话较为生动的记载，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孙奋传》：“里语曰：明镜所以昭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敬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此古今正义，大王所照知也。”

　　这段话是东吴名臣诸葛恪劝诫孙奋的，孙奋是孙权的第五个儿子。当时诸葛恪为托孤大臣之首，后来受封太傅，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多有功绩，名闻海内。

　　公元252年，孙奋受封齐王，迁居武昌。诸葛恪不想让诸王处在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就将孙奋迁到豫章郡。孙奋不服从命令，而且多次违反法度行事。诸葛恪对他就有了前文这一番劝诫：提醒他以往事为借鉴，遵守国家法度，尽职尽责。

　　向历史学习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早在《诗经·大雅》里就明确记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此，《尚书·召诰》中也有相关论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监”跟“鉴”通假字，以水为镜的意思。所以“殷鉴”一词，后来屡屡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

　　孟子评价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讲的是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局势，自己效仿古代的史官记录下各地诸侯王的所作所为，为天下人树立价值标准，让后人能从中懂得兴衰更替的规律。不惟如此，孔子还删定《诗经》，裁汰其中不合于礼法、道德的篇章，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史记·孔子世家》对此记载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备王道，成六艺。”

　　西汉司马氏家族世代为太史，整理和论述历史。《隋书·经籍志》载，司马谈根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等，打算成一家之言，只是可惜壮志未酬。于是这项文化使命的接力棒就交到了司马迁手中。司马迁子承父志，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等当世大儒，同时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前后历时14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恰恰是这部“一家之言”，成为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建立了中国史学的独立地位。

　　王充在《论衡》中说：“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种通古今的辩证思维，一直都是中国人处理上到治国理政、下到修身齐家的大智慧。因为人类在几乎所有活动中都存在穿越时空的许多共性，后来人如果能够对往事进行科学的分析、对比、借鉴，必然会得出可资参考的经验或教训。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直对阅读、研究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他曾写过一首词《贺新郎·读史》：“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在这首词中，毛泽东用寥寥数语概述了人类从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路走来的宏阔历史。

　　回顾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获得启示，为治国安邦提供智慧。马克思就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对社会主义500年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史为鉴，以“不忘初心”的明镜、映照“继续前进”的道路。新的百年大征程正壮丽开启，事业越新，我们的脚步就要越稳，越要以古知今，善于从历史中找到中国的发展根基，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不断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李自强）